民生 就业

近年来，不少城市为提高竞争力，出台了许多吸引人才的政策。主要是财政出资，以落户便利、住房和生活补贴、子女教育和配偶工作安排照顾等方式，来吸引所谓的“中高端人才”。这种揽才的方式是否可取？为何企业能采用的方式，政府却并不合适？深圳实行的“双15%”的政策是否更好？为何说像某地采用的更极端的补贴风投失败的做法是“走火入魔”？各地方政府为提高竞争力，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为何深圳有成为“中国硅谷”的迹象？就这些问题，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专访了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李俊慧。

财政补贴揽才存在巨大“浪费”

南都：最近某些城市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以落户、住房补贴、直接补贴和生活补贴等方式吸引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以财政补贴方式吸引人才的政策？

李俊慧：很多城市都出台过类似的人才引进政策，比如深圳。甚至一些三线城市，比如佛山也出台过。标准基本上都是以文凭、职称或某些头衔来确定人才标准，并给予各种补贴，不单单有上面列举的各种住房、收入的货币补贴，还包括子女入学和配偶工作安排等非货币福利等。

地方政府这种吸引人才的政策其实是在模仿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一些做法。像格力就拿出一部分钱，企业自己盖房子，然后以便宜的价格租给员工。一些高校也会给引进的博士、硕士金额不一的安家费等。城市竞争力由产业的竞争力决定，产业的竞争力由产业之内的一家家企业的竞争力决定，而企业又是由一个个人构成，所以细究下去，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其实是取决于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的人的竞争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而设法吸引高素质、高租值的人才，这个大方向本身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做法却值得商榷。地方政府模仿企业吸引人才而给予各种货币补贴、非货币福利的优惠政策，但企业这么做是合适的，地方政府这么做却就未必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学历文凭、职称和某些头衔来度量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这量度真的可靠吗？高学历能直接反映的，只是一个人擅长读书，擅长考试，却未必真的就是“人才”。以IT业为例，阿里巴巴的马云高考都考了几次，数学甚至不及格。腾讯的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并不是名牌高校。试想一下，若当年杭州和深圳有类似于今天那样的根据学历发补贴的人才政策，显然他们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些财政补贴，但事实证明他们无疑都是顶尖人才。百度的李彦宏是“海龟”，是最符合现在这些城市推出的吸引人才优惠政策中所定义的“人才”，但当年吸引他回国创业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自由的环境和市场方兴未艾，而不是为了享受什么政府补贴。

由于以学历文凭、职称或某些头衔来度量人才有可能会带来“失真”的问题，所以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才，后果将是这些财政补贴只是打了水漂，白花了。但其实企业在招聘人才时，也是用这种看学历文凭、职称或某些头衔来度量来应聘的人是否人才的，如果政府用这种度量方式会失真，为什么企业却可以呢？根源在于政府辨别“人才”的信息费用远远高于企业。确实，企业招聘员工最初也是先看学历文凭，以学历来量度“人才”，也会出现对这些人才的鉴定错误、定价错误。如马云在求职时也屡屡碰壁：应聘大酒店失败，应聘肯德基也失败。但关键在于企业的出错如果不是漏看了人才，而是把“高分低能”的“伪人才”招进来，那么它们在使用这些“人才”的过程中，很快就会发现真相。因为企业直接使用着人才，人才对企业的贡献有多大，这方面的信息费用很快就能降低，企业就可以及时地进行调整，不是“人才”或“人才”的质量较低，名不副实的，企业会下调其工资，甚至是索性解雇。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亲自使用，能很容易地辨别招入的员工是不是“人才”，并很容易调整人才的“价格”。前者意味着企业辨别人才的信息费用低；后者意味着企业即使一时出错，纠错的交易费用也比较低。相比之下，政府在这两方面的费用都远远高于企业，因为它不直接使用招入的人才，即辨别人才的信息费用高；而即使能发现引入的“人才”名不副实，它也难以调整纠错。这都会带来财政补贴资金的巨大“浪费”。

南都：深圳前海地区为引入人才，实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15%”的先行先试政策，这是不是一种更好的人才引入办法？

李俊慧：所谓“双15%”的政策，是指符合产业优惠目录的企业，企业所得税减按15%缴纳，同时制定实施前海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办法，通过薪酬、职务等市场化方式认定人才，对境外人才缴纳的个税超过15%的部分给予补贴。前海的做法相比成都、长沙，有一个好处是利用了市场机制来协助政府鉴别一个人是不是“人才”。

在这种所得税优惠政策中，也制定认定“人才”的标准，但政府没有给予直接的货币或非货币补贴，而是由企业来甄别，再进行税收减免的补贴。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超过15%税率的人肯定是高收入人群，而这高收入是企业或市场给予他们的。也就是说，这类人是企业或市场认定为“人才”的，是经过市场竞争来定价的，被证明是高质量的或名副其实的“人才”。在市场甄别过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再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的补贴，降低其在该城市工作生活的成本，这样准确度会高很多，可以减少不少“浪费”。而个人所得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也比较低，对财政造成的负担也比较轻。所以，我认为前海的这种所得税优惠政策相比成都、长沙的做法要好一些。

其实之前深圳也出台过给高端人才分配房子的优惠政策，最后却造成了一个悖论，那就是能免费得到政府住房的是马化腾这一类“高端人才”！也就是说，若真正是“高端人才”，他从市场或企业获得的收入早就已经是很高的，这本来就是市场竞争、市场定价的应有之意。若政府再对这些“高端人才”进行财政补贴，反而是造成了一种“劫贫济富”的效果。因为财政补贴来自税收，来自各个阶层的纳税人，把他们的收入征上来，补助的却是超级富豪马化腾，这不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吗？

由此可见，若市场已经认定一个人是“人才”了，自然会对其进行合理定价，人才的质量越高，收入越高，是根本不需要财政补贴的。

而且，只要有财政补贴，无论是直接的货币补贴、税收减免，还是非货币的给予住房等优惠，都难免会招来套取财政补贴的行为。比如一些“高端人才”并未到深圳工作，未对深圳的城市整体产出做出贡献，却通过挂靠在深圳的某家企业里来套取这所得税的优惠。其实不仅仅是人才政策，很多政府的产业政策，例如以前对家电企业的节能补贴、以旧换新的补贴、家电下乡的补贴等，都出现过这类“骗补”的现象。

“骗补”现象盛行是另一个恶果

南都：是的，近年来各地为支持“双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采用了不同程度的财政补贴政策，但也暴露了不少“材料公司”骗补的现象。甚至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云集了大批这类“材料公司”。

李俊慧：最近媒体曝光的就是电动汽车行业的大规模“骗补”现象。相关部门为此已经调整了补贴政策，提高获得补贴资格的门槛。但提高补贴门槛就会带来上述的“马化腾悖论”，虽然可以防止大量骗补企业进来，但最后获得补贴的企业是原本就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是没有必要再靠政府补贴生存的企业。这样，政府的补贴政策面临着这么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补贴是“普惠”的，门槛很低，只要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都获得，就会引来大量目的只是“骗补”而根本不是真的想发展这一行业的骗子企业；但如果补贴门槛很高，已经在这一行业里发展得很好、很成熟的企业才能得到补贴，就会出现“劫贫济富”补贴“马化腾”的悖论。

实际上，看看IT行业的状况就知道，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企业，已经显现出超越美国、领先全球的趋势了。但这些互联网企业（如最具代表性的BAT），在它们最初的创业阶段，哪有享受过政府补贴？它们的强大是在市场中搏杀出来的。当然，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的成功者都是在无数同行倒下的血迹中走出来的。

高新技术产业就是这样竞争残酷、风险极高，往往是99%的企业死掉，只有1%的企业最后活下来成功了。极少数的企业看准了技术发展的趋势，找对了商业模式，成功地降低了社会成本，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它们就活下来了。过程非常残酷，可谓大浪淘沙———大量的沙子被淘掉，只有极少数真正的金子能留下来。但这就是市场竞争，就是市场在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政府官员甄别某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否有竞争力，是否最后能杀出一条血路长成参天大树的信息费用明显是远远高于市场的，在这种情况下横加插手给予资助，结果只会是吸引了目的旨在骗补的“材料公司”，而不会帮到真心要在市场的血雨腥风中搏杀的“海燕”。

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是孙正义的投资支撑着阿里巴巴没有倒下。而腾讯当时的收入流还不足以弥补成本，马化腾甚至一度想卖掉腾讯。判断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否有前途，创业人是否真正优秀的企业家，这要交给也是在市场的残酷竞争中搏杀求存的风险投资人去做，远离市场的政府在这方面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不可能比风投有更好的甄别眼光和能力。

南都：某地为引导资金支持科创企业，去年甚至出台对风投的补贴政策。根据该政策，风投机构投资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创型企业，若投资失败，可各获得不超过投资额60%和30%的补偿。单项投资项目补偿不超过300万，单一机构年度补偿不超过600万。

李俊慧：政府怎么能够反而是奖励失败，而不是激励成功呢？政府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降低风投的投资风险，但客观效果怎么可能不是等同于奖励风投失败，鼓励风投盲目投资，吸引更多的“骗补”公司前来？

风投机构会自己评估投资的风险并对风险进行估值、定价，这估价如果错了，就会受到投资亏损、甚至血本无归的市场惩罚———这也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发挥作用。政府却用财政补贴“看走眼”的风投机构或其失败的项目，这岂不是人为地扭曲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吗？拿纳税人的“银子”，“慷”风投机构之“慨”，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更不用说，多了财政补贴这一笔并非来自于市场的收入，肯定就会使得一些风投机构受此诱惑，分心去致力于套取比从市场上争取收入更容易获得的政府补贴，再也无心也无暇专注从事自身的“本职工作”（甄别、筛选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好苗子）了。这岂不是搅乱了风投市场的“一池春水”，反而干扰了整个风投市场的有效运作吗？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相当于鼓励更多的资本不必要地进入风投市场，增加了整体经济的风险。

深圳渐成中国“硅谷”的原因

南都：那地方政府想提高城市竞争力，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李俊慧：首先就是如前所述，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来降低辨别“人才”的信息费用，而不是直接给“人才”财政补贴。一直以来，地方政府的通行做法都是尽可能提高招商的质量，如以招到世界500强企业为标准。成功的企业是已经被证明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能把它们招来自然就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而为了杜绝“马化腾悖论”，地方政府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降低企业的营商成本，而不是直接派钱给补贴。这样，企业来到这里是进行真正的经营活动，才能享受到营商成本低廉的好处，也能尽量地防止“骗补”行为，这才是真正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方式。三是以简化税制的方式来“减税”，与财政补贴相比，减税其实是更好地降低企业交易费用、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优惠政策。

南都：一些评论认为深圳这方面做得好，有渐成“中国硅谷”的迹象，深圳做得好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俊慧：很多城市都想成为中国的“硅谷”，像北京的中关村、武汉的光谷等，但到目前为止，都比不上深圳那样能得到众所认同。除了深圳是特区，有一些“政策优惠”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旁边有个香港，香港有个香港科技大学。大量“海归”选择到深圳来创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科技大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产学研”合作的平台和模式。那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氛围浓郁，在那里进行科研，然后到临近的深圳进行量产，因为深圳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相对香港而言比较便宜。

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有众多的传统高校云集，科研力量要薄弱得多。但近年来深港联动，香港科技大学给深圳补了这块短板。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圳作为“量产”的基地，需要很多产业工人。由此可见，所谓“人才”，不单单是指“博士”、“硕士”。一个城市的发展，整条产业链的形成，各种人才都是必需的，从高端的科学家、到技术的工程师、程序员再到底层的产业工人，都不可或缺。各种层次的人次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地方政府不可能事先知道本地需要多少比例的“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和“产业工人”对本地所要发展的产业链才是最合适的。美国的硅谷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它集中的全部是“高级人才”，没有产业工人，如苹果手机的制造生产还是要在中国进行。产业链条的不完整，其实是会增加创新的成本。深圳的优势正是一边联接香港，另一边背靠珠三角城市群，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各种类别与层次的“人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