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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元旦前夜，建设了8年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亮灯，标志着大桥具备通车条件，开通指日可待。

2018年3月15日，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管理区获批准正式交付澳门特别行政区使用，“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间的联系将更加密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底，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一年一度的传播周举行。今年传播周的“传播学高峰学术论坛”将关注点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人民日报社、中国日报的学者和媒体从业者在一起探讨了大湾区时代，澳门城市传播将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在为期两天的传播周活动中，围绕“数字城市与虚拟空间”这一主题，多场学术演讲、学术圆桌、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澳科大举行，探讨话题包含VR、区块链技术、数字城市等多方面内容。

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周开幕，主题是“数字城市与虚拟空间”。

大湾区时代，澳门该如何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市区）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

澳门是一个只有32.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但同时，又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11地中，澳门该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是澳门人焦虑的话题，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给自己的定位是超级联系人。澳门虽然主要是旅游休闲定位，但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朗朗上口的定位，把城市地位简要勾画出来？”中国日报媒体人李瑶长期在香港传媒一线工作，一直对大湾区十分关注。她首先抛出了这个问题。

澳门大学教授、作家林玉凤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见证了澳门的改变和发展，以一个在地体验者和观察者的身份，她对澳门的定位一直有自己的焦虑感。

“香港没说自己是‘超级联系人’的时候，我们澳门就觉得自己是‘超级联系人’啊。我们和葡语国家有关，联系多种文化，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当香港说自己是‘超级联系人’的时候，我们觉得香港本身就很‘超级’，那澳门应该怎么定位？是‘中级’还是别的什么呢？”林玉凤目睹了澳门近年飞速的城市发展，短短30余年，澳门从一个空地很多的小城变成了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的城市，“现在从大城市再到大湾区，我们该向何处去？”

粤港澳大湾区中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过去，澳门依托于国家政策，主要发展旅游业。但林玉凤认为，在大湾区时代，澳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定位和发展路径，“现在我们在认识城市形象方面做得不够，要在大湾区内做定位、求发展，我觉得我们欠缺很多。”

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未来大湾区内城市联系将更加紧密，区域进一步融合已是定势。林玉凤认为，融合不可避免，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澳门如何做到“既融合又保持自己的特点”，这对澳门未来对外形象的传播关系重大。

“如果澳门要发展，在大湾区是不是只想做一个旅游休闲城市？我想不是。”林玉凤基于澳门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澳门或许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将自己定位于“文化交流使者”的地位，“澳门是最早懂得如何和外国和西方打交道的地方之一。几百年来各国人民在澳门居住融合，没什么冲突，这是因为澳门起点小，不容易看不起别人，容易觉得别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不会有很大的文化优越感。这本来是我们的长处，但我们发掘得还不够。”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陈先红教授则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澳门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独特的城市地位。澳门既古老又新潮，有古老的妈祖文化、有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是城市化程度高、旅游发达的现代城市，“澳门独特的城市定位是什么？就是要讲好两个故事，一个是最前沿最新潮的数字城市的故事，一个是最古老最传统的澳门故事。这两个决定了澳门的根和魂和未来发展方向。”

高峰学术论坛围绕“澳门的城市传播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主题进行。

讲好澳门故事，传播何为？

港珠澳大桥的建立，拉近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而本次论坛关注的“传播”，无形间也拉近了各城市间的沟通距离。

正如论坛主持人、复旦大学教授黄旦所说，“新媒体不仅是消弭了空间，实际上也创造了空间，形成了新的时间。”

大湾区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现有参照系。在现实和虚拟空间参照系均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在新的时空下，该如何理解澳门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做出有效的城市传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陈先红认为，要讲好最古老和最新潮的澳门故事，在传播学角度，同样需要最传统的讲故事方式和最新潮的讲故事方式，“2018年被称之为区块链元年。区块链的兴起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这是一种真正的全息传播，最大特点是“点对全”，在区块链上发一个信息，整个区块链上的人都能接受到。城市空间从物理空间来看是非常小的，从大湾区来看是中型的，从区块链看就是无远弗届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澳门要发力，在区块链的层面上能够大有作为。同时，从传统讲故事的角度，我觉得澳门也是要发力的。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把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有效简单的传达出去。要讲好澳门城市故事，立足于现实，从妈祖说起，从‘一带一路’说起，这些都是要去讲的。”

林玉凤认为数字化城市的兴起会帮助澳门在城市地位塑造上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可以用大数据来统计旅游人数，更好的制定未来规划等等。但她同时强调，“可是我们真的要在湾区发展中做得很好，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城市化传播上来。”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则跳出了整体的城市概念，将着眼点落在对人的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峰教授从广播电视的角度分享了他的看法。在互联网时代，广播电视被认为是落后的传播技术，但胡智峰提出，“电视将死”是一个伪命题，如今网络上的重大新闻和综艺热点，最初仍是由电视引爆，同时，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也说明在政治宣传层面，广播电视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还有所提升。

基于这样的判断，胡智峰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时代，广播电视在澳门线上线下城市的宣传和地位建构中仍有重要意义，“未来中国广播电视版图一定不限于大陆或内地，在港珠澳大桥建立、互联网共通的大背景下，一定会有新的构思。”

“在传播主体层面，今天VR带来了新的可能，台网融合等传播也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在这样一个传播主体的构建中，大湾区，包括澳门在内，我们的终端和内地的终端怎么连接呈现？传播主体如何重构？我觉得大有可为。”胡智峰说。

澳门城市面积小，人口集中。胡智峰觉得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集中便于传播，但人口总量小也造成传播体量不占优势。从这一角度，大湾区的构建，对澳门营销空间的拓展意义重大，“如果澳门融入大湾区，至少能在大湾区范围内有一个足够大的营销面，而不是只在本城几十万人的范围内营销，一定会大有所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必将会涉及区内城市的进一步融合，人员流动进一步加速。流动人口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问题。李泓冰提出可以借数字城市的发展，为长期困扰城市的流动人口问题带来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这些迁徙人群对手机依赖度很高。现在手机技术和数字化的发展，成为这群被‘罐装’的人群和世界进行沟通的载体。深圳、广州、香港、澳门都有很多移民，移民问题既可能带来活力也可能带来问题。在数字城市当中，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当中，如果能够考虑这样一个人群，如果能用数字的港珠澳大桥填平他们身份的差距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