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建言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娄胜华（资料图）

　　【环球网综合报道】“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坚持并不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符合港澳繁荣稳定实际需要，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也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作为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一国两制”具有不可动摇性。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娄胜华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此次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央要牢牢掌握对香港和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澳门如何全面落实中央对澳门管治权，在“维护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两者之间又将怎样有机结合。

　　娄胜华表示，回归后中央全面管治权在澳门得到有效落实。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都十分注意维护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例如，澳门的政制发展就是在尊重中央主导权的前提下得以进行的。而最近，特区政府在进行设立非政权性市政机构的筹备过程中，就主动征询了中央的意见。在台风“天鸽”袭澳造成重大灾情时，中央政府应特区行政长官的依法请求批准并命令解放军驻澳部队出动协助救灾，体现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结合。

　　“全面管治权”是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提出的，它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理论指导价值，有助于进一步准确理解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怎样得到主权授权而形成的，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因此，全面管治权主要是针对香港出现的某些模糊认识与错误主张而提出来的。但是，对于澳门也有防范意义。全面准确理解与落实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可以在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方面起到正本清源与匡正祛邪的积极效果。过去一段时期，香港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一些争拗甚至对立，重要的原因是有部分港人对中央全面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近年来反对派和某些政治势力利用社会的模糊认识，在香港社区及校园，抵抗“一国”及中央，提出“本土自主”、“香港独立”，以各种歪理学说去否定、抵毁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否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甚至采用激进暴力方法，将分裂主义企图诉诸行动，打着“高度自治”旗号来挑战中央的管治权力，蓄意误导香港市民，挑起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拗。同样，在澳门，“澳独”主张虽然未曾出现，但是，本土主张却是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明确并处理好中央全面管治权与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澄清在此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并以此为原则凝聚共识，从而排除敌对势力和反对派的误导和干扰，逐步消除人为制造政治争拗的土壤，以利港澳社会增进团结和谐，凝心聚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以说，全面准确理解与处理好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港澳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和共同福祉。

　　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必须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央同特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逐步探索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系统规范的中央任免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制度。探索建立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制度。完善维护国家安全配套执法的体制机制，探索扩展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有效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预渗透，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要尊重中央对特区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决定权，立足港澳实际，稳步推进民主政制发展。

　　其次，在特区政府履责方面：一是特区政府的宪政责任。这意味着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规定通过本地立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的利益。二是特区政府作为地方政府，要履行依法施政、积极作为的责任。三是强调港人、澳人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中的历史责任。

　　第三，在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方面，要进一步坚持和巩固特区行政主导政治体制，充分尊重和保障行政长官的“双首长”地位，坚持和完善立法会议员的混合组成制度，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对此，娄胜华说，所谓“最佳”意味着最为适合，没有比此方案更好的了。因此，也就意味着对坚持“一国两制”制度具更加坚定的信心与决心。

　　从实践来看，“一国两制”方针不仅令港澳由殖民地管治平稳过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而且在回归之后港澳地区继续保持了繁荣与稳定。

　　首先，“一国两制”用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港澳回归祖国。

　　“一国两制”是当时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也是一个伟大创举。因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以往的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正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通过外交谈判，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历史规律。因此，完全可以说，“一国两制”充满中国智慧，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其次，回归后“一国两制”在港澳特区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第一，回归以来，香港、澳门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繁荣稳定。从1997年至2016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1.37万亿港元增长到2.49万亿港元，年均实际增长3.2%，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的金融发展指数中位居榜首，近10年失业率维持在5%以下。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518.72亿澳门元增加到3582亿澳门元，年均实际增长高达7.6%，实现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香港、澳门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中西文化交融荟萃的魅力更胜往昔。事实再次证明了“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科学性与强大生命力。

　　第二，回归后港澳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港人澳人完全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了当家做主。无论是行政长官还是立法会均由港人、澳人选举产生，且选举制度朝着民主方向不断发展。港澳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与立法会直选议席均不断增加。以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为例，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经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至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800人增至1200人，充分体现了均衡参与，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澳门行政长官的选委会也从200人发展到400人;立法会直选议员由10位上升到14位。随着民主的发展，港人、澳人的民主参政意识也大幅度提高。回归后，港澳社会文化也有很大发展，教育、医疗保持了高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与人均寿命均排在全球前列;社会保障支出大幅提高，其中澳门社会保障支出增长13倍，社会保障体系日趋改善。香港、澳門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是“一国两制”成功的又一例证。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港澳发展，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指导“一国两制”实践，取得许多新突破、新进展、新成就。“一国两制”在港澳取得的新成就、新进步，主要体现在港澳回归祖国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获得了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在发展战略制定上，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时均把助力港澳参与作为重要规划。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将澳门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与“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中央提出的“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为拉动港澳经济新发展注入新引擎。

　　实践表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坚持并不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符合港澳繁荣稳定实际需要，符合港澳居民利益，也符合外来投资者的利益，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作为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一国两制”具有不可动摇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珠澳大桥、粤港澳高速铁路、乃至在国家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都不乏港澳地区的身影。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支持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澳门地区如何更好地把握国家发展的机遇。

　　娄胜华表示，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要契机。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增加了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动，有利于推动粤港澳三地进一步扩大开放，汇聚全球更多的创新要素资源，并且珠三角地区可以为澳门地区巩固服务业优势、发展多元化产业提供有力支撑，支持澳门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二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深化粤港澳经贸和金融合作创造了新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以实现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促进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也带动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不管是金融业还是高端服务业，港澳特区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例如，澳门特区政府选择以融资租赁、中葡人民币清算和财富管理等作为现阶段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并以这些业务作为澳门特色金融的组成部分;特区政府亦正从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优化金融基础建设、制订税务鼓励措施、引进和加强培养金融人才等方面，积极推动特色金融发展。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交通融合与要素流动提供了新动力。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有利于促进交通深度融合，推动珠三角城市聚合相融，目前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是为实现新的发展打开壁垒，拆除障碍。以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为目标，充分发挥湾区内港口、机场的各自特点和优势，将大湾区打造为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货物和资本集散、市场拓展的空间载体和管理中枢。以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为契机，打造立体交通联通网络，推进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隧道、大洋航线、网络电缆和电网道路网络、机场、港口等的互联，不断提升连接效能。同时，可以更有效整合各类生产要素，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澳门的发展空间和格局，促进澳门经济产业多元化。

　　四是为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供了战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重要门户，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海上往来距离最近的经济发达区域。澳门与占总人口两亿多的葡语系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引入葡语系国家的便捷路径。辐射范围可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并可延展至欧洲和南美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

　　五是为澳门居民在内地工作与就业提供新的渠道。首先，珠三角发展部分中心服务功能，有助于疏解澳门地小人稠的城市压力，使其能够集中优势环节寻求发展;其次，积极推进医疗、教育、环保等具体领域的互联互通。湾区尽力拉平与澳门之间的社会服务差距，使澳门人有意愿、有动力流动到大湾区，从而缓解澳门在住房、社会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矛盾。同时，有利于加强港澳青少年的爱国爱澳教育，并为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对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问题，娄胜华指出，首先，澳门特区要更好地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便利条件，善于捕捉和利用国家释放出的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十九大报告把国家发展与港澳发展进一步联系了起来，为港澳特区未来发展规划了蓝图。希望港澳特区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去充分整合国家发展所提供的机会，为我所用，搭上国家发展快车，以实现更好发展。不但是督促港澳特区发展，还以国家发展带动港澳地区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领域，以此让港澳特区进一步释放发展优势。

　　其次，要提升自身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增强整体竞争力。就澳门而言，从经济领域来说，由于澳门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加以澳门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经济呈较明显的波动性及不稳定性。因此，需要通过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来增强澳门经济的韧性和抗逆性，提高应对外部经济急促变化的适应力和经济风险的抵御力，提升澳门城市的容受力和回复力。近年来，在澳门经济深度调整期间，特区政府加大了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力度，重点是积极推动以会议为先的会展、特色金融、中医药等产业发展，以丰富产业的内涵，提升应对外部变化和冲击的经济实力。

　　再次，港澳特区要履行自身责任。一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规定通过本地立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二是特区政府作为地方政府依法施政、积极作为的责任。三是强调港人、澳人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中的历史责任。

　　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对有志于北上就业的澳门同胞而言不仅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港澳居民的祖国认同感，港澳居民从此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因此，会更加认同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