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建言

11月19日，为期三天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4届全球年会（以下简称IFF全球年会）在广州落下帷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IFF现任主席、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IFF联合主席、第23任巴基斯坦总理、花旗银行原执行副主席阿齐兹，IFF顾问委员会主席、第93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IFF副主席、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陈云贤，广州市市长温国辉，IFF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辜胜阻，IFF顾问、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IFF执行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马儒沛，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IFF副主席、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等，以及国外相关部门嘉宾及代表、全国各地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相关专家学者等1000多名政要、商界、学者精英悉数到场。

IFF，2003年10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20多个国家、地区及78位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2016年11月，IFF与广州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IFF将论坛的业务和运营总部落户广州。从2017年起，国际金融论坛将永久落户广州，并在南沙建设永久会址。

2017年，IFF年会主题紧扣大湾区建设。作为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崛起。数据表明，全球60%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区域，世界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海岸100公里的地区。湾区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策源地，是世界500强、创新公司、研发资源和专利密集区，是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代表。

那么，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成功经验在前，又有一国两制特色背景，粤港澳大湾区该如何建设？优势在哪？突破点又在哪？

《华夏时报》记者根据IFF年会各演讲嘉宾及圆桌讨论内容整理，梳理出各重要嘉宾建言要点。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并且其战略意义具有全球性，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了世界级水平的大湾区，潜力不可限量，同时面临的挑战巨大。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拥有成熟配套的商品、金融和服务的交易中心和投融资平台，有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包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聚集，大湾区建设的条件基本成熟。

其次，城市群的大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条件就是如何融合和分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要促进港澳和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融合，另一方面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顶层设计，促进合理分工协作，避免内耗和重复建设。重点考虑产业转移梯度问题，湾区内部城市资源共享融合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九个城市也要明确各自的战略定位，取长补短，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序竞争，通过发挥协同效益，增强整体竞争力。

再次，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投融资和成长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持续迈进。

最后，大湾区的建设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比如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大湾区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湾区整合必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更为自由的流动；继续充分发挥优势互补，寻求发展的协同效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实现资源配置以市场化为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常愿意积极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贡献一份力量。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粤港澳大湾区要利用好三大独特优势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指出，现今三大湾区的发展都打破了资源流动形成了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分工协同化、要素流动自由化、营商环境包容化的去发展格局，都经历了由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的阶段性转变，经济活动的范围不断拓展，最终实现多级增长。新时代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挖掘好、整合好、利用好三大独特的优势。

首先，要发挥区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湾区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科技创新要素丰富、人才汇聚，对外开放程度高、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突出。其次，要积极整合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两大一线城市、三个自贸区，对内对外竞争优势明显。最后，要挖掘体制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三个布局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多元差异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湾区都不具备的。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李东荣：国际湾区应配套建设高效运转的金融服务体系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李东荣就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三方面的观点和建议：

第一，建立一个具有未来竞争力的国际湾区，应该配套建立一个高效运转有效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金融配置资源的枢纽功能发挥各种金融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可以为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高效适配的金融服务支撑。

第二，要发挥金融服务体系在湾区建设中的作用，必须加强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在建设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现状，加强金融合作，立足比较优势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围绕空间和产业布局，优化金融布局，从而把握好金融服务的力度，实现湾区现代金融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第三，应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新时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互联网金融是数字化时代下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和金融资源布局的新兴领域，而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地理位置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作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从香港的角度解读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会和方向，特别阐述了香港在人才培养、创新经济、生物科技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从差异性的角度，他从三方面指出了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上的贡献。一是香港有优势吸引和培养全球的人才；二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支持创新经济有很大的助力；三是香港具有生物科技方面的优势，应加强香港与珠三角的联结，利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以实现更好的创新、更突破性的合作。同时，将国内的大数据更多地跟国际接轨。

在合作方面，为更好地推进大湾区的建设应关注三点:一是实现香港与内地不同经济要素的突破性流通;二是实现粤港澳包括生物科技、大数据等各行业专家更好的合作；三是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

IFF研究院副院长王燕：利用耐心资本谋大湾区发展

IFF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女士结合耐心资本，提出了她在大湾区的发展方面的两个观点和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王燕女士根据相关数据，提出了两方面的观点。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处在微笑曲线不同位置上，所以这三个地区优势互补。另外，中国在全世界服务贸易排序比较低，这会对制造业造成一些阻碍，而港澳在服务业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较优势，服务业贸易的发展方面应加强和港澳地区的交流。

随后，她重点阐述了着眼于长期的发展利用耐心资本为大湾区筹资的思路。两个证据表明我国拥有耐心资本，一方面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对内投资，另一方面我国在跨国并购方面已经逐渐领先。她提出了三个培养耐心资本的建议。一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开发银行以动员和利用耐心资本投资于长期基础设施进行实业实务；二是用官方发展援助的基金来投资于私营企业的股权；三是建立大湾区的多边基金、私募基金。

最后，大湾地区可以做成一个类似“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平台，让各个国家来参与投资。

张燕生：创新、差异化、合作是大湾区建设的三个着力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通过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要实现差异化定位，要以合作的态度打造高标准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建立起一个四位一体，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由高速度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将解决科技创新问题摆在首位。

以研发投入强度的指标来衡量湾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发现去年广东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已经达到了2.56，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广东已经开始步入创新驱动阶段。但这个指标仅仅是流量方面的衡量，要达到研发创新投入存量的积累，可能广东地区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研发强度比较低，只有0.73。但香港有四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有世界一流的直接融资体系，有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这些都是广东尚不具备的条件。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实际上是面对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竞争。这个态势会对粤港澳地区构成不小的压力。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的差异化定位应当要在未来逐步明确。打造高标准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则亟需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社会这个和谐的手和开放这个压力的手，变成一个合作的机制。

李佐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当避免几大误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当避免的几大误区。李佐军强调湾区建设要避免过度超前、超大、超量、超标建设，不要一味求大求多，要强调质量和效益，要符合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现实国情的需要，避免各自为政进行建设，湾区内部城市、地区应该协调推进建设，避免重物轻人的建设，要把人的建设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赵晓斌：粤港澳大湾区将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的潮流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从全球都市群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光明的未来。

赵晓斌指出，人口大国的城市发展形态是由一个特大首位城市来带动的，它整个发展是先集中力量发展它的首位城市，然后再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在中国，由于大城市群过大，需要分区观察。因此，中国三个主要的大都市版块，一个是南方的广州、深圳、香港，一个是上海都市群，还有京津冀都市群，它们会”统领”中国的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会推动这三个大都市版块越变越大。类比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人口还是土地面积，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周边的卫星城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最后他认为，相比京津冀都市群和上海都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对私人创新的大力支持以及完善的金融投融资体系，将使其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