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一、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概念的辨识与演进

　　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名称上看。虽然是新概念，但却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从概念上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称谓有以下几种：

　　粤港澳，广东携手（联合）港澳

　　大珠三角区域：珠三角+港澳

　　粤港澳自贸区 VS. 广东自贸区

　　环珠江口湾区，湾区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对标世界一流湾区（纽约、东京、旧金山），世界级城市群

　　环珠江口湾区<大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

具体来讲，大珠三角区域包括珠三角和香港、澳门。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着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吸引着大部分的境外投资，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核心地区。早在2009年，广东即启动了《环珠江口湾区宜居区域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的起草，在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中，环珠江口湾区也颇受倚重。环珠江口湾区共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广东5市所辖的17个区和香港、澳门全境。“湾区经济”的概念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

　　从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来看，环珠江口湾区<大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但不管是“大珠三角区域”、“粤港澳自贸区”“环珠江口湾区”还是“粤港澳大湾区”，虽然表述略有不同，但核心内涵都是一致的。其最大目的仍在于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以一种联席会议的沟通协作机制来试图实现地区间的协同发展、有序竞合，实现较大区域内各种要素的更自由流动、更高效聚合。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由来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多重战略功能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是在国家特定发展条件下的时代任务，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与动力支撑点，承载着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功能；同时，也是国家借助港澳国际窗口实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探索，是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构建 “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平台的重要区域支点；此外，也是构建港澳经济长远发展动力，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达致港澳长远繁荣稳定和凝聚港澳向心力的重要措施。

　　1、国家探索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实践

　　以城市群形式重构区域发展蓝图，是近年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形式，是消除行政区划障碍、解决区域进一步融合发展瓶颈的有效方式。当今世界区域竞争一大特征，并非国与国、区域与区域竞争，更多的则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竞争。但区域发展长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区域分化和无序开发局面日趋固化，越来越多的跨区域问题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区域协同治理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区域发展的核心战略任务。

　　因此，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是要打破行政壁垒，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市建设协调共进、产业体系协同提升、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等，促进区域深度融合。此外，要做强优势区域的长项，提升优势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扶持问题区域的发展，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实现区域协调互动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017年是 “十三五”规划实施第二年，处于艰巨的调结构、产业优化升级的攻坚期，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严峻挑战，而去杠杆实际成效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 解决需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共同发力。既需要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拥有尖端的科研和技术人才，有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此外技术创新还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相结合。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重点领域之一，就是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推进粤港澳三地经济转型升级，从过去的 “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向协同发展转变，从单向的技术引进向协同创新转变，建设成为科技产业的创新中心、国际开放合作的枢纽与样板。

　　3. 创新国际化模式，在高点突破，应对全球化挑战

　　目前，中国产业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创新国际化模式积极应对，需要利用港澳国际化窗口优势主动对接国际化，依托创新驱动发展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做好示范角色。一方面，全球化遭遇欧美重大阻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同时低端产业向周边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又面临着供给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需求端消费升级等多重挑战，需要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迈向中高端水平，有效破解当前的发展困局。在这个大趋势中，中国需要发展的是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需要优化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4. 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国际化双向平台的重要支点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载体，未来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大湾区可凭借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区位优势背景，以及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创新及科技中心等功能，发挥好 “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新支点”功能。粤港澳共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联手 “走出去”，深化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金融、生态环保及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携手打造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

　　四、机遇、挑战与应对

　　1、市场一体化与国际化

　　中国要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与国际接轨是难以实现的，而广东毗邻港澳，如果广东通过自贸区的建设率先实现与港澳接轨，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

　　今后粤港澳合作的新常态将是：一是前店后厂变为前店后网，形成世界级新产业区+新都会区；二是全球价值链合作方式升级，由过去“三来一补”、招商引资、制造业活动，转向以科技研发、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合作，要求打造高水平区域创新体系；三是三地的合作也从依靠优惠政策转向制度和模式创新，要求是引领改革与创新；四是粤港澳融合有更大战略意义，将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将东南亚、葡语国家以及世界更广大范围的人才、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同时为粤港澳乃至泛珠三角地区企业、项目“走出去”提供战略平台，要求是更好的连接中国和世界。

　　2、全球化进入下半场

　　中国入世之后，通过大规模“引进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目前中间品、知识、技术、资本、人员、服务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组合，对市场规则的一致性以及国际标准的兼容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全新的开放平台，大湾区集聚了中国最全的开放要素：自由港、特区、开发区、新区、自贸区。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可以通过港澳这个窗口，主动地适应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新趋势，以开放倒逼改革。

　　3、产业升级

　　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制造业一直都是大而不强。主要问题就是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珠三角这几年相当部分的制造业表现出来的这种三高一低的特征，就包括高进口依赖、高成本弹性、高同质竞争还有低创新投入的这些特征严重阻碍了优化升级。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是生产流程的改造。第二是高端要素的集聚，通过组团融资、联合攻关，人才补贴等方式促进高端要素往制造业或者生产服务业集聚。第三是新兴业态的融合，比如互联网+、跨境电商还有人工智能跟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第四是要有差异化的路径，依据技术积累和生产规模等因素对加工的制造业进行分类指导。第五，监管方式的创新，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推动监管方式改革，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还有事后的监管，都是为了提高营商环境的便利化程度。如果在这五个方面全部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4、国际竞争与合作

　　全球价值链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大概可以划分为四大板块，第一大板块依然是传统的北美和欧洲，他们经过三十多年的产业转型以后，他们现在主要的价值链形态是服务价值链。第二大板块是东亚，主要是中国，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三十年当中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制造价值链。第三大板块则是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它们曾经经历过快速地经济增长阶段，但后来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面临着发展停滞。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地位是下降的，甚至倒退到成为一个能源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国。最后一个板块包含着印度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国家。

　　而当前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中美的再平衡问题。一方面美国希望将其服务价值链延伸入东亚，尤其是中国。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美国试图通过TPP和其他双边和多边FTA，建立新的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另一方面中国希望构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通过国际合作，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布局，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国际化平台，拥有两个自由港、三个自贸区片区、两个经济特区、最早最大的开发区，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打开局面。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球着名金融中心香港、中国“硅谷”深圳、国际商贸中心广州，及佛山、东莞等制造业重镇，有条件也有责任成为服务中国“走出去”的商务平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区域，引领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开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