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建言

申明浩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研究报告

2017-08-22 湾区城市群

  本文节选自申明浩教授课题组所撰写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研究报告。该课题受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拟从区域规划、产业创新合作、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布局等维度,研究更好发挥深圳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为国家和省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引言

  湾区经济是一种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以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为例,三大湾区都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服务中心、航运中心、创新中心。其中,纽约湾区是国际化资本集聚与物流枢纽型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以硅谷为典型的知识驱动型湾区,东京湾区是以港口群为依托的工业基地型湾区。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和特色优势有所差异,但是都具有开放、包容、创新、宜居等突出特征。从实践经验来看,国际大湾区已经成为了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作用。

  当前,面对着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价值重构所带来的转型压力,我国通过打造世界级大湾区来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在我国现有的湾区经济协同网络中,粤港澳大湾区由核心区、外围区、辐射区三部分组成,核心区和外围区构成大湾区的主体。其中,核心区包括了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以及香港、澳门等城市在内,外围区涵盖了粤东西北地区,辐射区则包括了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泛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小9+2”与“大9+2”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体城市集群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键节点,是联通内陆地区与亚太地区的中心枢纽;经济总量达1.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5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6000万标箱;集中了广州港、深圳港、湛江港、汕头港、珠海港等港口集群,并且拥有香港机场、澳门机场、白云机场、宝安机场等机场集群。作为我国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试验田和示范窗口,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具备了打造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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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构成图

  正因如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在2015年被正式写进了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中,而在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也被列为了重点发展任务之一。在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和“十三五”规划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基于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打造世界级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湾区经济的协同效应、集群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培育经济增长新路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

  (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我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实现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战略构想,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体制性优势,推动供给侧改革,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以及落实海洋强国战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高标准优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航运物流中心枢纽,有利于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的战略构想,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中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不仅是联通内陆地区和亚太地区的主要桥梁和关键节点,而且拥有世界级深水港口集群和国际机场集群,是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增强国际关系纽带的理想窗口和战略平台。建设国际航运物流中心枢纽,将其打造成为我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亚太地区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大通道,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的话语权。

  2、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建设世界级粤港澳大都市圈,有利于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提升粤港澳合作广度和深度,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粤港澳合作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对外贸易、科技合作、金融服务等领域都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和绩效,粤港澳城市集群初具规模,成为我国重要的增长极之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与跨越发展,建设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粤港澳大都市圈,有利于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在CEPA协议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粤港澳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打造优势互补、效益共享、包容开放的世界级城市集群,既有利于促进珠三角和内陆地区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保持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3、打造包容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中心,有利于深化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集成新资源、培育新优势、打造新高地,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

  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与国际商事规则接轨的市场体系,打造包容开放、创新合作、高度融合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助于加速供给侧改革,通过培育新业态、集成新资源、打造新高地,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依托珠三角的制造业优势和港澳的服务业优势,建设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中心,充分发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升级效应,对于在新经济常态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以产业融合、科技创新和要素流动为突破口,推进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建设辐射内地的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区域联动发展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均衡发展,提升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条件优越,对外联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内连接珠江-西江经济带和泛珠三角地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通区域联动发展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湾区经济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实现地区间良性互动发展。一方面,泛珠三角地区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优质的资源和要素,为湾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也能够产生显着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均衡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反馈效应有利于提升泛珠三角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带来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5、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程,建设国家级战略发展大平台,有利于为南海的开发建设提供强而有力的经济基础和保障条件,增强我国对南海的实际管控和开发建设。

  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到国家级战略层面,有利于更加充分的释放湾区经济的增长潜力,巩固和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经济中作为航运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世界级粤港澳大湾区的崛起和发展,一方面能够为南海开发建设提供强而有力的经济基础和保障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在南海争端中能够综合应用更加灵活、丰富、多元的经济手段,从而增强我国对南海的实际管控和开发建设。特别是,打造世界级深水港集群,提升装备制造业,优化造船业布局,都能够为南海的石油勘探、旅游观光、渔业捕捞等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有利因素和条件。

  虽然还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有较多有利因素和条件,有助于推动湾区经济的融合发展。具体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大、区位条件好、开放程度高,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湾区经济的基本条件;二是在CEPA协议框架下,粤港澳合作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领域取得了显着的进展;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和“十三五”规划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支撑和动力;四是广东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1、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大、区位条件好、开放程度高,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湾区经济的基本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联通内陆地区与亚太地区的中心枢纽;核心区的经济总量达1.3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5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6000万标箱;核心区和外围区集中了广州港、深圳港、湛江港、汕头港、珠海港等港口集群,并且拥有香港机场、澳门机场、白云机场、宝安机场等机场集群。作为我国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试验田和示范窗口,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具备了打造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条件。

  2、在CEPA协议框架下,粤港澳合作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领域取得了显着的进展。

  作为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CEPA及其补充协议首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开辟了粤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其中,货物贸易已经实现全面开放,服务部门开放的比例达到95.6%,双边投资的门槛也不断降低,极大地推动了粤港澳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不仅有利于广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有利于维持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造条件。

  3、“一带一路”战略和“十三五”规划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支撑和动力。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在2015年被正式写进了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中,而在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也被列为了重点发展任务之一。这也意味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可能会成为国家级发展战略,从而获得更多的政策利好与国家支持。

  4、广东自贸区的设立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广东自贸区致力于进一步推动管理体制由粗放型、审批式转型为效益型、监管式,建立和完善“双重负面清单管理列表+专门行政法规”、“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引导”的新型管理模式,建立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为目的、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完善监管体制为保障的新型开放体系,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消减人口红利下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本文节选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路径和策略研究》研究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引言”及第二部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后续内容将于近期更新,敬请关注。

相关:申明浩 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路径 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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