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今年当仁不让的时政热词。作为世界级湾区的后起之秀，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比肩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将为湾区内各城市创造什么机会？谁能坐享发展红利？本次南国书香节，深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世平携新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香港应向内地输出软实力

时代周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深圳、广州、香港如何跨越体制障碍，发挥各自的作用，服务大湾区？

国世平：以金融为例，深圳、广州这两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可成为香港金融的后援基地，但香港与内地金融体制不同，服务方式有别。其中，最关键的不同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下，香港拥有自主制定金融制度的权利，而国内必须采取全国统一的金融政策。

全国统一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的，因为金融流转没有成本。若是全国不采取统一的金融政策，容易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均发展。例如，假若广州存款利率为6%，上海存款利率为8%，那么大量资金就会从广州转移至上海，但统一的金融政策又会限制不同地区的发展。例如，西部地区要扩大发展，应要减息才能资金流转过来，但上海经济过热就要加息。这就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金融相通最大的障碍。同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金不能随意流出境外，也是障碍之一。但我认为，香港和内地在金融方面还是大有发展空间。全世界的金融可以进入香港，但要进入中国则可经由香港进入深圳、广州，再进入国内。在此，深圳、广州这两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可作为金融中转站。此外，香港各方面成本较高，而深圳、广州可作为全球金融后援基地，相应地降低成本。

时代周报：对香港、澳门来说，应该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城市合作？

国世平：过去，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制造中心、国际物流中心以及国际旅游中心、国际航运中心。随着制造业逐渐转移至珠三角地区，同属“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都完成了高科技产业转型，但香港实行自由经济，没有所谓的政府扶持企业，所以“国际制造中心”已经是过去式了，而“国际航运中心”也逐渐被深圳、广州取代，航运中心的作用不再突出。幸而，人民币目前尚不能自由兑换，上海短期内不能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今天的香港面临巨大的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与国外联系逐渐增多，香港“抢生意”的能力在减弱。过去，深圳GDP比不上香港，但现在已经超过香港。香港要寻得机会发展，还是要从软实力出发，为内地提供金融、国际贸易服务等，把软实力嫁接到珠三角，例如向珠三角地区提供国际法则、国际规则等相关的国际贸易经验。

澳门是葡语区，可发挥中欧桥梁的作用，连接中国大陆和南美。就目前而言，澳门所发挥的作用较小。日后，澳门可考虑发展重大的国际比赛、国际会议以及两岸交流中心。一方面，国内城市不用自己承办，把比赛、会议放在澳门，做成国际化。另一方面，台湾同胞到中国大陆需要办理台胞证，但是进入澳门使用他们自己的护照即可，有众多台湾同胞在澳门工作。如果把澳门作为两岸交流中心，则有利于两岸政治交流。

以金融推动大湾区形成辐射力

时代周报：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应如何协同互通，避免内部的同质化竞争？

国世平：大湾区要形成一个协调机构，最好由香港、澳门和广东政府各派出人员，彼此之间互通信息，协调各地的产业规划和发展，否则各自内部竞争，互不服气，强行发展的效果不会好。

以港口为例，深圳、广州、东莞都在发展港口，过去我曾提出东莞是否有必要做港口？有了协调机构，彼此知道对方的强项，比如东莞在人工智能方面做得比较好，佛山就可以错位发展。东莞要发展高科技产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一味地把深圳的高科技转移过去。华为把制造基地转移到东莞，但研究和人才总部还是留在深圳。那么，制造基地、生产基地、后台处理都转移到东莞，这就是实现双赢。

又如，制造业在东莞受限于高涨的人工费、土地费等，可以考虑迁往高明、肇庆等地。根据广东各市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肇庆排名靠后，属于“第三梯队”。对肇庆而言，要多跟深圳、广州、东莞保持联系，在其溢出的产业中寻找发展机会。这其中，协调机构就能发挥作用，根据各城市的发展做出指引。将来的大湾区是要辐射形成扇形结构的，更加需要“中间人”的协调作用。

时代周报：当前，珠三角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

国世平：目前，大湾区转型升级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效率问题。例如，在原材料使用方面，产出效果远低于西方国家，珠三角发展相对而言还是粗糙的。如何提高效率，对珠三角、大湾区来说是很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