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建言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上世纪70年代，香港去工业化的问题就已经浮出水面。而今，粤港澳大湾区纳入国家战略，香港迎来了摆脱去工业化困局的历史机遇。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如金融业、服务业等，与深圳、广州等相邻城市群产业互补性较强，若能借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契机实现深度整合，则有望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香港制造业曾经一度辉煌

香港制造业也曾经历过发展的“辉煌期”，在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上世纪70、80年代，李嘉诚等企业家通过日用品制造业实现了在美国等市场的淘金。然而，香港的制造业缺乏核心发展思路，一直以转口贸易自发产生的成衣和电子表生产等为主，并未实现全产业链深耕，导致发展后劲明显不足，“辉煌”不久就面临制造业外逃的窘境。上世纪7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0%，到8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20%，2016年已跌至1.09%。产业空心化的蔓延影响了就业，在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期，雇佣工人曾占到香港劳动人口的41%。上世纪70年代末，制造业开始撤出，大量失业劳动力涌入服务业市场，供需改变使得劳动力议价能力陡降，毫无保障的临时岗位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香港社会的稳定。

工业在香港经济版图中地位尴尬

香港的快速去工业化除了内地的快速发展吸引等外因以外，工业在香港经济体系中地位尴尬是主要内因。一是工业在香港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香港的制造业主要是依靠转口贸易产生的加工制造业，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对香港在世界航运中的地位也非常敏感。随着全球市场需求和香港航运地位的双双震荡，香港原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小且回报周期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投入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资本收益可达数倍或数十倍，这一客观现实致使很少有人愿意专注于发展制造业。二是工业在香港社会得不到支持。香港回归后，因应业界迫切要求，政府推出了中小企信贷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等支持措施，但这些措施欠缺统一和全面的规划。制造业扶持政策的落地往往卡在立法会环节，政府为制造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议案提交立法会申请拨款时，往往会受到一些人为阻挠，被扣上利益输送、非市场经济的帽子。

深度融合是破除去工业化的出路

香港长期占据亚洲金融中心位置，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许多跨国大企业把香港作为亚洲地区总部乃至全球总部所在地。香港把纺织、玩具和钟表等低端产业请回来的“再工业化”道路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依托粤港澳湾区打造亚洲总部经济的核心区才是最佳选择。香港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诸多优势，比如经验和历史积累优势，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优势，发展成熟度高的人才、金融、服务业优势，粤港澳湾区乃至全中国的制造业作为物质基础的优势。在香港筹划亚洲总部经济中心的基础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实现充分的经济整合、资源最优化配置和实时有效互动，使内陆制造厂商与在港各总部间形成互利共赢的协作关系。当前，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蓄势待发，香港拥有一流的创新资源，若能实现珠三角的生产力与香港大量科研、创新等总部资源充分融合，则有望在战略前沿领域里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爆发点。

香港应成为打开国际市场“矛尖”

通过与珠三角地区的深度融合，使香港由西方到内地的“桥头堡”转变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急先锋”。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服务业资源优势和文化开放优势，对接“一带一路”，满足内地企业的“走出去”需求，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法务、金融、人才等资源。比如，香港可利用自身海洋法系的厚重积累，在海洋法系发达国家，为我国资本、企业海外维权提供可靠的法律援助和服务，以避免竞争对手利用法律法规进行不正当竞争。此外，还可利用香港大量的金融人才、完善的金融体系、国际化的金融网络，通过与珠三角地区的大力合作，使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本营；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枢纽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