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不只是区域经济整合将进入新阶段，更标志着这一区域将可能迎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近年来，“湾区”概念逐渐在中国特别是珠三角流行起来，但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还是头一回。

　　从地理上讲，“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9市，它们都属于广东省；此外，还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些城市共同形成了一个超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不只是区域经济整合将进入新阶段，更标志着这一区域将可能迎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但不要忘记，这个城市群体之内，有着不同行政区划、文化心理，更有着不同的经济、金融体制，要形成真正的“湾区”，产生“湾区”应有的经济合力和张力，绝非朝夕之功，还有很多的改革需要做。

　　广州作为粤文化的发源地，在整合过程中，可以扮演独特的文化纽带作用，拉近湾区内地部分和港澳的文化、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经贸、金融领域的整合和要素市场的互联互通。

　　此外，基于经济地理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在推进珠江东西两岸整合上，也将发挥最关键的枢纽价值。

　　更重要的是，随着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推进，广州作为湾区内地部分商贸、物流和交通中心的地位正在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使得广州未来可以更好地从湾区的整合大势中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

湾区融合已具备“经济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珠三角经济的不断发展，“湾区”的概念由来已久。

　　2009年，由地方出台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便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并提出四项跟进工作—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

　　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以落实以上跨界地区合作规划。

　　2016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了“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容。

　　在经济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历史，一定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尤其是近年来，珠三角各大城市纷纷进入“发达俱乐部”，更是使得“湾区”的整合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比如，在2015年，广州经济总量便赶上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同时，人均生产总值也突破2万美元，正式迈入高收入地区的行列。

　　“湾区”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城市的经济差距不能太大。因为，一个区域和一个社群一样，“贫富差距”永远都是个体之间互相融合的第一障碍。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差距过大，珠三角内地几座城市的经济主要是被海外资本，特别是香港（也有台湾）的制造业资本所整合。香港掌控着资金，而内地珠三角城市则是工厂。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以来，内地城市的经济开始逐渐脱离“低端加工”的初级阶段，诞生了一大批有品牌的自主企业。之前那种单向的整合，开始变为双向的融合。

　　在这期间，一大批港台资本所掌控的低端制造业不断被挤出市场，或者主动转型升级。于是，内地资本开始成为珠三角产业的掌控者。

　　当然，一部分港台资本，比如富士康依然是珠三角产业链的重要掌控者。至今，富士康国际依然是港股上市的公司。

　　于是，港台资本和内资在珠三角的经济版图中变得开始“犬牙交错”，同时进入了双向融合的阶段。这种经济上的不断融合，是“粤港澳大湾区”真正得以形成的“经济基础”。

　　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曾援引数据指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为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

　　产业结构也颇为优质，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内地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粤港澳三地在经贸、技术、金融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正进入全面、深层次合作阶段。

　　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基础”，国家层面的规划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正当其时。

　　有消息显示，3月15日，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邹勇主持召开会议，与广东省发改委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部署《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已将规划编制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下一步，将会同广东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抓紧推进规划编制工作。

　　整合珠江东岸、西岸需要广州

　　在人类工业文明崛起之后，世界超级城市群大多分布在湾区。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世界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湾区”—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

　　美国的两大湾区分别是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美东的纽约湾区，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人口达到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制造业产值占全美的30%以上。

　　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湾区总人口数在700万以上，硅谷就在这一区域之内，这一湾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

　　东京湾区，则以先进制造业、金融和化工业为主，GDP占日本全国的40%。东京湾还集中了日本最优良的港口群，包括了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等六个港口，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是日本与全球的“货物通道”。

　　“湾区”为什么会这么“牛”，无一例外都成为各国的经济中心？

　　最直接的原因是，濒临大洋的地理优势，这意味着发展工业，或者必要生活资料运输会享受最低的物流成本。

　　在工业时代的物流成本优势，奠定了湾区的产业先发优势。之后，无论是产业如何变动，湾区都能够顺应变革，一直保持着在一个经济体内的领先位置。

　　比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它们最初勃兴于人类工业时代之初，但到了21世纪，它们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

　　得益于改革开放，珠三角最初也是成为了“世界工厂”，然后随着转型升级的推动，这一地区正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制造”开始向着“中国创造”迈进。

　　此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长三角相对珠三角，其实有着纵深更大的腹地、更发达的工业基础以及更完善的文教卫资源，但如今，在很多领域，珠三角却早已一骑绝尘。这背后的根源在于地区的“先发优势”。

　　以IT制造业为例，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产业链极长，比如手机整机厂，它需要数千家供应商。硬件制造巨大的固定投资，意味着它们无法轻易迁移，最终形成在一个地区不断积聚的“主动循环”，最终推动区域经济总量的不断膨胀。

　　粤港澳大湾区除了可以分为内地部分和港澳部分之外，还可以分为珠江东岸和西岸。目前，珠江东岸是全球消费电子行业的制造业中心，也拥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香港。珠江西岸依然有佛山、中山、珠海等产业重镇，以及澳门这样的全球娱乐产业名城。

　　长期以来，整合珠江两岸一直是广东的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重要命题。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这一命题也有了新的内容，港珠澳的整合也被纳入其中。不同层次的区域整合过程被融合到一起，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张力。

　　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广州作为珠江东西两岸的“结合点”，基于本身的产业、交通优势，以及正在崛起的科技创新优势，无疑将扮演重要的枢纽作用。

　　在湾区的整合中，广州的优势是明显的。在“硬件”上，广州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已经稳居珠三角最大、最高效的交通枢纽。

　　仅以广州南站为例，2016年便累计发送旅客为1.12亿人次。此外，规模比南站还要大的新广州北站正在建设之中，这意味着广州将成为连接珠三角和中国腹地的最大枢纽。珠三角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这个能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航空枢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2016年的旅客吞吐量达到5978万，超越了新加坡机场，在世界排名第16位。在“粤港澳大湾区”之中，仅次于香港，而且还在不断迎头追赶。

　　铁路、航空“枢纽”崛起的背后，也意味着广州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有潜力的商贸城市和重要的要素分发中心。

　　广州应发挥“软实力”找到突破口

　　某种程度上讲，珠三角的崛起本身就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因为，港资一直是广东制造业资本的主流。但是，当“粤港澳大湾区”要转型升级，真正进军世界经济版图的“高地”的时候，这一“湾区”的融合却还需要不断克服一些障碍。

　　很简单的道理是，香港目前实行的金融体制、经济体制和内地差异很大。比如，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人员的流动还不能做到“完全平滑”。

　　此外，另一种要素—资金更是如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金融市场却被称为“海外市场”，它并没有和内地完全地连接起来。无论是股权资本，还是债务资本，港澳和内地的双向流动，还需要很多“审批程序”以及面对背后的行政成本。

　　与此同时，香港低税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两大“优势”，客观上也导致了珠三角内地城市的很多高端要素不断流向香港。而且，很多方面的流动是单向的，而非双向。

　　可以说，要有效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和世界上其他“湾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文化心理。

　　可以预见，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港澳和内地城市之间，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实现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同一化。那么，怎么样寻找一个整合的突破口？

　　目前，在要素市场的整合层面，国家已经推动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广东自贸区建设和深港通。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推动跨境资金要素的平滑流动。

　　但是，除了国家层面推动的改革之外，广州的“软实力”也应该在湾区的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因为，在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中，文化上、心理上和香港和澳门最亲近的无疑是广州。

　　实际上，文化的“粘合力”很多时候将带来区域经济的“整合力”。在南沙自贸区，香港顶尖的科学家、最具商业雄心的香港青年纷纷来到南沙创业。霍英东长子霍震霆曾明确指出：对于未来的粤港经济合作，南沙将起到桥梁作用。

　　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过程中，广州正加快南沙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南沙将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支撑点，促进广州与周边城市共同建设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联系更加紧密的大珠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

　　数据也说明了这一趋势。截至2016年6月底，南沙已有港资企业840家，总投资额124亿美元。另一项数据也显示，港资已经占所有在南沙外资企业的近8成。

　　“粤港澳大湾区”并非仅仅着眼于区域内的融合，它未来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高地，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这一区域将成为中国真正的南大门，它的一端连接着世界，另一端连接着中国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人口密集带超过4亿的人口。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链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超级枢纽”。

　　通过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广州在经贸、交通和物流等领域的传统优势正在不断强化，而科技创新实力也在不断提升。

　　除了这些“硬实力”之外，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过程中，广州还应该发挥自己的“软实力”，要吸引港澳更多优秀的要素，比如资金和人才流入内地，并在广州进行市场化的分发和配置，服务于珠三角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粤港澳这一超级新兴湾区参与世界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