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 建言

迟福林

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篇大文章，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立足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和与港澳国际对接的大平台，把“一国”做足，把“两制”用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粤港澳产业优势互补、要素自由流动与服务贸易一体化，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规模最大、最具特点的世界一流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继当年兴办经济特区之后迎来的又一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做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篇大文章，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立足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和与港澳国际对接的大平台，把“一国”做足，把“两制”用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粤港澳产业优势互补、要素自由流动与服务贸易一体化，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规模最大、最具特点的世界一流湾区。

一、以产业深度合作形成粤港澳协同发展新格局

建设大湾区，需要依托粤港澳已经形成并不断增强的产业互补性，加快推进三地产业全面深度合作。

粤港澳产业合作潜力大、互补性强。自港澳回归祖国以来，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不仅实现了三地经济的较快发展，而且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商贸中心的地位，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地位，广东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当前，广东具备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港澳也在金融、文化娱乐、航运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港澳拓展发展与创新空间的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粤港澳产业间互补性不是减弱，而是明显增强，三地合作潜力巨大。

服务业互补性是大湾区建设的突出优势。从全球湾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发展一般呈现出由港口经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演化的过程。总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正处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迈进的关键阶段。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占比为65.6%，与纽约湾区等其他三个湾区仍存在15%以上的差距，其中突出短板在广东。充分利用港澳现代服务业与广东制造业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广东与港澳在金融、商贸、法律、会计、物流、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高端服务业合作的同时，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业行业标准与规则的对接，不断提升三地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空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服务湾区、创新湾区提供重要支撑。

二、以市场直接融合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

我国城乡居民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这不仅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保持经济增长的最大底气，也是新阶段港澳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的最大机遇。未来，港澳最大的服务型消费市场仍在内地。

消费市场融合是重点。在港澳消费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香港要稳固提升其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澳门要解决博彩业一业独大的问题，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依托广东作为港澳重要经济腹地和进入内地的重要桥梁，通过与大湾区的市场融合，拓宽其服务业发展空间。例如，澳门多所高校在中医药研发方面实力较强，但并无本地制药厂，而医药制造业是广东支柱产业之一。如果能尽快实施医疗健康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将大大拓宽该领域的合作，促进广东尤其是珠海医疗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是实现市场制度与管理规则的对接。以药品为例，目前，香港的医疗市场与国际水平接轨，只要国际上有新型特效药出现，香港大都可以立即使用。适应13亿人的健康医疗需求，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健康医疗市场在管理制度与规则领域的全面对接。

三、以服务贸易一体化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率先形成对外开放新高地，不仅能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重要抓手，也能为三地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重要动力。

推动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港澳地区是全球公认的自由贸易港，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积累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加快推进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在广东率先实施国际化服务贸易新规则与管理新举措，不仅可以使我国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中赢得主动，而且可以使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开放为先，推动广东服务业向港澳全面开放。近年来，南沙、前海、横琴三大广东自贸试验片区在推动服务业对港澳开放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但整体来看，开放仍显滞后，矛盾仍较突出。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既是广东全面扩大开放的重大任务，也是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之举。一是将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的开放政策扩大到整个大湾区，实现广东对港澳服务业开放的重要突破；二是赋予广东自贸试验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机制，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条件；三是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外的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实行与港澳在旅游、金融、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四、以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新动力

在“一国两制”大背景下，粤港澳初步实现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了三地经济日益融合的局面。未来，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关键是实现中高级生产要素与生活要素的自由流动，并由此释放巨大增长潜力。

粤港澳要素自由流动仍面临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受到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等因素的影响，三地经济领域的人才、资金、技术等中高级要素仍然难以实现自由流动。这既限制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人文交流，也限制了粤港澳三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水平。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进生产、生活要素的自由流动。建议在大湾区全面实行“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实行更加便利的人员出入境政策；允许港澳地区取得专业资格的人员到广东等地提供专业服务；推进服务行业管理标准、规范及市场监管执法标准的全面对接；放开港澳认证机构进入大湾区开展相关业务；创新粤港澳地区跨境货币业务，逐步实现人民币在港澳的自由流动、自由兑换等。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